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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划分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但同样决不是国学。

因此，邓老师通过批评中国古代法律规范中的亲属容隐制度来指责当代儒家学者的学术立场的做法，是不会取得他所希望的成效的。○8最后，在排除了犯人亲属可以藏匿、包庇犯人或主动帮助犯人毁灭、隐藏罪证而不受处罚的条款及知情不举的条款后，当代英美法系中的亲属容隐制的内容主要限定在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之上，而且拥有该项权利的亲属也只限于当事人的配偶。

就道德而言或许可以提出这种严格要求，但在法的世界，尤其是在刑法领域，只能说‘因为你能够做，所以你应当做（Du sollst ,denn du kannst .）。进入专题： 亲亲相隐 容隐制 隐私权 期待可能性 爱有差等 。但是，从个人隐私权的角度来阐释这种权利的法律实质及其法理根据的做法却是值得商讨的。本文通过第三部分的论述指出，西方现代法律思想中的亲属容隐权亦有其道德基础，即在孟德斯鸠等人那里，亲属相隐本身就是人的自然天性的要求，是道德上应当为之的一种义务。○9弄清当代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的上述差异之后，我们再来看当代西方主流隐私权理论是如何界定隐私和隐私权之具体内涵的。

而当一个人的证据不可信时，他就没有义务提供。○64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邓老师一再错误地认为孟德斯鸠的观点与家庭成员按照法律关系揭发亲属罪行的权利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不言而喻，试图凭借孔孟老庄或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或其他思想，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也是行不通的。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林彪事件之后，他知道了林彪床头挂着克己复礼的条幅，就说：尊孔反法，国民党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在今天，我们必须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理论中活的东西与死的东西、现实的指导作用和理想的终极意义，从而给予不同的对待。近代的革命者、从政者虽然深知政治的现实性、利害性，但为了革新政治，往往要突出新道德对新政治的范导作用，将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

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则是学者之代表。毛泽东的革命精神的气质正是这种儒教革命的精神。

当代中国早就不再是过去的天下帝国、中央之国，而成为有着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国家，目前又与世界各国一道经历着全球化运动，而全球化与地方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是相反相成的，孔子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这一元的象征。——五四异化为文革，重要原因就在于儒家所推崇的家长制传统在五四运动之后并未被真正破除，反而一直得到国共两党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不提传统。[6] 转引自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第289、290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

次年9月他又率文武百官到孔庙祭孔，大搞尊孔读经活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往往构成解释学的相互纠缠。它把家族伦理置于社会关系的中心，这会强化中国人的亲疏意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无疑是其极端形式，而阻碍了公共精神的产生。近代革命论则上承儒家革命论，而又融合了西方近代政治革命思想，如邹容《革命军》所论：闻之1688年英国之革命，1775年美国之革命，1870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

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然而，突出个人利益的现代社会令人忧虑的道德状况和紧张的人际关系，既表明了现代人心灵的自私、空虚和偏狭，也说明了传统的人文维度应该转换，但不可消解。

王阳明被贬龙场，于异常困苦之中，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其所悟者，乃吾性自足，不须外求，充分挺立内在的道德主体性。那么，谭嗣同批荀保孔的真正合理性何在？我认为他其实是要把专制的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痂皮或毒瘤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肌体上切割下来，从而让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精神得以开显并发扬光大。

中国的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经验证明，现代社会没有社会科学是不行的，但社会科学却不是万能的。由于受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深刻影响，社会科学要么把传统等同于落后和停滞，要么等同于可以省略掉的时间。如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的分工与合作的形式等等。[25]我认为，这对理解当代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而反对尊孔读经，显然是针对借尊孔行复古倒退，乃至维护专制政治而言的。

五四运动在文化上虽然批判中国的旧文化，但同时大量地吸收西方的新文化，而文革则不论中西，只要属于文化大传统，即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悉数加以扫荡，完全沦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野蛮行径，只能说是五四运动的异化形态。而就当时而言，他认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

但笔者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东方的革命者很难超越自身的历史规定和民族传统去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斗争的武器和所谓的刀子来运用——毛泽东就形象地把列宁和斯大林称为中共专政的两把刀子，在结合实际中更是会降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理论水准。现代化由此成为整个人类的宿命，社会科学也因而成为现代社会思想领域的中心。

但谭嗣同在孔子儒学与荀子的学说之间作了一个切割，他要荀子把中国专制愚民的罪名背起来，他的名言是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14] 《孟子·梁惠王下》。

这时他即使对孔子有一些批评，也是枝节的、不系统的，因为孔孟儒学是当时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主流。[16]孟子颇有进取的狂者气象，不仅自谓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丈夫，并且宣称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北宋王安石以孟子之心为心，以孔孟道统自任，所以他后来在推行变法时才会表现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有此道德人格而又能承担大任，则难能可贵。进而言之，无论是儒家还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已不能满足人们现代生活的需要，因而，我们必须充分吸收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并给予新的创造。

所以，中共理解的新民主主义，不同于孙中山国民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则充分利用当时的复辟、复古思潮。

康有为对孔子推崇备至，称孔子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由于在家庭关系中不再需要工具性的考量，它基于亲情、人的身体的有限性和精神寄托，而一直存在的情感的、伦理的和终极关怀的向度，反而会以更加纯粹的形式突显出来[24]。拜孔教也在各地和乡村复活着。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康有为和谭嗣同。而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和儒学热，是在中国现代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有了相对区分的条件下兴起的，这己不同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人的尊孔复古。由于千百年的传播和运用，《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的许多格言及其思想，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在这时，马克思主义被完全纳入到极左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路线中，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提供理论根据，强化着表面上激进、革命，实际上僵化和封闭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体制，成为被后人所诟病的马列教条。

但这已经是被近代化的孔子。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很深的影响。

[11]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4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述倒行逆施，更增加了那些反对帝制、主张共和的人们对孔孟儒学的反感。

也如希尔斯所说：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传统也属于我们文明的宝贵成就。从中国历史传统的角度看，此话有相当的道理。